最后一个接触死者的人

三司在发布的判词中说,以下三大主要的事实,足以证明被告的表面罪状,这包括了:  

一、在法庭上,梁珊珊的三名同学说,1989年10月2日下午1时下课后,她们目睹珊珊冲出课室,从学校后门上了校车。之前,她说父亲从沙巴回来,她急着要见父亲。她们见到校车U转后飞驰而去。当时,车内只有珊珊和司机胡亚茨。

二、胡亚茨欺骗梁珊珊的父亲,说他在10月2日那天下午3时至4时之间,送校车到修车厂修理。他试图要修车厂的技工亚弟当他不在现场的时间证人,在梁父来到修车厂探问的时候,指说珊珊失踪时,他正在修车厂内。其实,他的校车早在1989年9月10日已经维修过了。

亚弟在口供书上称,胡亚茨是在珊珊失踪的那天上午9时来到修车厂的,他还投诉维修了的校车刹车器还是出现问题。亚弟仅费半个小时将刹车器修好。自此,他再也没见到胡亚茨出现。

三、在梁珊珊失踪的七个小时后,警方传召胡亚茨问话之前,当晚8时,胡亚茨竟然拨打电话给梁珊珊的同学,游说对方撒谎,要她在有人问起珊珊的事时,她应该回答说,姗姗并没有上他的校车。

胡亚茨当时的口气很焦虑,而且称说,那个同学要是没有照他的话说,他会很“麻烦”。在他的苦苦哀求下,那个同学答应了他。

三司的判词也说,从一连串的事实,合理推断被告在案发前,确实载了梁珊珊。他也是最后一个接触梁珊珊的人,梁珊珊无疑是遭他杀害的。

控方提出这些有力的旁证,须要被告作出解释。被告的律师彼得弗南度在针对死刑提出上诉时说,司法委员没有考虑控方的旁证是否足够,便将旁证和被告不要答辩的因素串连,推断被告有罪,这是错误的。

他也指控方没有举证证明被告杀人的动机。

司法委员驳斥说,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,控方一定要证明被告的杀人动机。

律师也指司法委员没有考虑梁珊珊可能是遭被告的校车意外撞死,因为现场有轮胎辗过的痕迹。梁珊珊右边身体有外伤,显示她极可能是遭校车撞倒的。被告之所以撒慌,可能是要逃避撞死梁珊珊的罪责。

两年后改判死刑

不过,三司认为,司法委员不仅把被告不要抗辩的因素考虑在内,也把每一部分的证词串在一起考虑,再作出对被告犯罪的推断。这些串起的证据,足以指证被告的罪行。因此,律师上诉的理由站不住脚。

判词指出,种种证据显示,梁珊珊并不是意外身亡,她是遭人谋杀的。假定是被告的校车意外撞死她,为何他不上证人栏,道出事情真相,证明自己的清白,而选择保持缄默,拒绝答辩?

谋杀案被告不需答辩获无罪释放,重审后还是得上绞台。这是新加坡高等法庭有史以来的第一次。

已经37岁的胡亚茨闻判后,脸色转青,以福建话频频埋怨。这跟他当初获判无罪,笑逐颜开的表情,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在一般人看来,这起案件的承审司法委员,先前判被告无罪释放,两年后改判被告死刑,的确令人大惑不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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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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